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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蘋果

蘋論︰在自由與安全之間,一定要選擇自由


週日萬多名新聞界和市民參加反暴力遊行,其中包括對是否與新聞自由有關的回應含糊其辭的建制派。劉進圖在病榻上以「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勉勵同業,表示暴力襲擊就是要令新聞工作者畏懼,我們千萬不能夠讓施暴者得逞,「我哋要盡本份,用筆將道理寫出嚟,先能夠維護到自由」。他希望同業明白,絕對不能假設自由永遠存在不變,「係需要每個人努力維護,佢(自由)先能夠繼續落去」。
以香港今天的環境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談話。他告訴我們的是:並非在看到暴力事件發生時站出來,掛上藍絲帶,舉起V字手勢,拍拍胸膛,高呼謹守崗位就算完事;而是要落實到工作中,「用筆將道理寫出嚟」。即使缺乏明顯證據,也要就事件的來龍去脈提出疑點,作出合理推測,才能警告暴力的幕後主事者,不是你們認為砍完幾刀就可以逍遙的,香港人會思考事情的疑點,會思考香港的處境變成怎樣,今後我們要警惕甚麼。劉進圖的話,身體力行地重複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的名言: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
空降至《明報》的首席執行總編輯鍾天祥前天上任,數十名員工在鍾的辦公室門外向鍾發問:《明報》將來會否變成親政府的建制派報紙,鍾天祥以「我唔知呀」作回應;被要求簽署新聞自由約章,現任總編輯張健波「擋駕」指不可能。他二人都有參加週日的遊行集會,鍾的反應,和劉進圖的遭遇,使早前劉被調職時,前中共黨員梁慕嫻寫的《一個推想》有了些依據。
在《一個推想》中,梁慕嫻提出劉的調職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佈中共最高領導層轉移到海外的巨額資產有關,昨天她再發表文章,引述ICIJ在劉被斬後的聲明中一句:「We were proud to work with such a brave newspaper editor on such an important reporting project.」這是確認了劉進圖的確參與了這個調查工作,即使中國媒體因受到政府的警告而退出,劉仍然堅持新聞自由繼續參與。
劉案發生後,時事評論人程翔指出:「ICIJ的做法是參與今次調查工作的人士都可共享所得的資料,劉進圖遭下手是為了阻止他繼續發放所得的資料有關」;另一評論家練乙錚認為:「有人可能認為劉進圖知道的太多,調職也不能阻止消息的進一步流出,於是有必要下毒手」。筆者前幾天也提出幕後主事者的動機是要藉此對所有傳媒發出警號:不能再像劉進圖那樣踩雷區,要知道有些事情是絕對不能碰的。
當然,所有的猜測都沒有確實的證據,但可供論述的還有以下幾點:
一,在一個資訊自由的社會,掌權者受到不符事實的污衊,即使污衊的媒體是在非立即可以興訟的境外,但掌權者只要提出有力證據證明無辜,自然就會有獨立媒體予以報道,還他一個清白;而在一個缺乏資訊自由的社會,官方壟斷的媒體缺乏公信力,掌權者要澄清事實根本不能取信於眾,他能做的只有訴諸權力與暴力。因此,有獨立媒體可以平衡的資訊自由的社會極少發生對媒體或記者施暴的事,而這種事在專權政治之下較容易發生。
二,以革命暴力建立的政權,如果沒有成功地將革命政權轉型為民主法治的政權,就會繼續依賴和崇拜暴力,認為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近年,大陸不斷有記者遇害,其中2011年僅30歲的洛陽電視台記者李翔遇刺身亡,被疑與其調查地溝油有關。去年無國界記者公佈全世界有211名記者被關押,而監禁記者最多的前三個國家是土耳其、伊朗和中國。
三,專權政治體制之下,行政缺乏體制外的監督,因此最不能容忍媒體對濫權的揭發;回歸後的香港已逐漸成為大陸貪官轉移髒錢和洗錢的重要基地,在設法搞掂廉署不查貪官在港資產之後,香港的新聞自由無疑就成為千萬大陸貪官的最大敵人。
這就是香港新聞界在「一國」之下面臨的處境。在自由與安全之間,我們一定要選擇自由,儘管我們沒有人不害怕。特區政府、建制派、特首(還有他的愛女)、新聞統籌專員,會站在新聞自由這一邊麼?除非他們想跟自己過不去。但愛護香港原有核心價值不想它淪落的香港人,你們願意跟自由的新聞界站在一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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